引言

犯罪预防不仅是犯罪发生以后如何处罚的问题，也包括犯罪为何更容易在某一地点、时间和关系结构中发生。传统刑法理论重在犯罪成立、刑罚配置和司法适用，但街面侵财、社区滋扰、未成年人偏差行为和公共空间冲突表明，许多风险并非单靠加重处罚即可消除。道路照明、出入口秩序、公共照看、设施维护和基层协作，都会影响犯罪机会、被发现概率和居民安全感。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理论的价值，在于把犯罪预防从单一警务活动扩展为城市规划、社区治理、公共管理和法律规制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平安中国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法治化，为该理论本土化提供了制度场景。但现实中仍存在重工程、轻规则，重设备、轻权利，重整治、轻维护的倾向。因此，讨论该理论不能停留在设施层面，而应上升到法学方法论层面，回答预防权力、权利保护和效果评估等问题。

一、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

犯罪预防环境设计通常被称为CPTED，其基本主张是通过合理设计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减少潜在犯罪人的作案机会，提高公共空间的自然监督能力，并增强居民对空间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该理论吸收防卫空间、日常活动和情境犯罪预防等观点。纽曼强调通过边界、视线、入口和归属标识形成日常看护；杰弗里则指出，犯罪预防不应只依赖刑罚威慑，还应通过环境安排减少诱发条件。

从方法上看，犯罪预防环境设计主要包括五个要素。第一，自然监督，即通过道路布局、照明、透明界面和公共活动布置，使空间保持可见状态，减少隐蔽角落。第二，出入控制，即通过入口、通道、门禁和动线管理，避免陌生人员无序进入高风险区域，但不能把出入控制简单理解为封闭管理。第三，领域感建构，即通过标识、绿化、公共设施和社区活动，使居民愿意发现并报告异常情况。第四，维护管理，即及时修复破损设施、清理脏乱环境，避免传递“无人负责”的信号。第五，活动支持，即引入正常、持续、合法的公共活动，使空间有人使用、有人负责。

该理论具有明显的前端治理特征。它不是以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为中心，而是通过改变机会结构减少犯罪发生；也不同于单纯警务巡逻，因为治理主体包括规划部门、物业、社区组织、学校、商户和居民。法学研究引入该理论时，必须看到其中包含的权力边界问题：出入控制可能提高安全，也可能影响通行自由；监控设备可能提高发现概率，也可能侵害隐私；社区自治可能提升效率，也可能排斥外来人口或标签化重点人群。由此可见，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的核心不是把空间管得越严越好，而是在安全、自由、效率和公平之间建立可说明、可监督、可纠正的平衡。

二、我国犯罪预防工作的历史发展

我国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鲜明的综合治理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犯罪预防主要与社会秩序恢复、基层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相联系。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市场交易和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传统单位制治理能力减弱，社会治安问题呈现新的复杂性，我国逐步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路，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并将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等措施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我国犯罪预防的重要制度表达。其经验在于不把犯罪问题理解为司法机关内部事务，而是强调教育、就业、社区管理、矛盾化解、重点人群帮扶和公共秩序维护共同发挥作用。此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制度逐渐发展，犯罪预防从单一治安防范扩展为社会治理工程。进入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要求提升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法治社会建设则强调基层依法治理、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和公共法律服务。这些变化说明，我国犯罪预防正在从经验治理逐步转向规则治理、协同治理和风险治理。

但历史经验也提示我们，预防不能脱离法治边界。过去一些做法依赖行政动员和基层压力，短期效果明显，却容易出现责任泛化、权力过度前移、重点人员标签化和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理论的引入，能够帮助我国进一步区分：哪些风险可通过空间改善解决，哪些风险需要社会服务介入，哪些风险应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哪些措施必须接受比例原则和程序控制。只有把预防纳入法治框架，才能避免把“预防”变成没有边界的管理。

三、当前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从现实看，我国不少城市已经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实际运用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思想。老旧小区改造、智慧社区建设、校园安全、公共交通安防、商业街区治理和网格化巡查等，都与环境设计和场景治理密切相关。这些措施在改善公共秩序、减少空间盲区、提高警情响应速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社区层面，物业、居委会、派出所、业委会、志愿者和商户之间如果能够形成稳定协作，犯罪预防就不再只是警察的任务，而会成为公共空间的日常治理机制。

但目前仍存在四类突出问题。第一，理论使用不充分。一些地方虽然增加照明、门禁和监控，却缺少对犯罪机会、空间结构和居民行为的系统分析。第二，法治边界不清。环境设计常与监控、数据采集、身份核验和门禁管理结合，如果缺乏规则，容易出现个人信息过度收集、保存期限不清、使用目的扩张、居民知情权不足等问题。第三，部门协同不足。该工作涉及公安、住建、城管、交通、教育、民政和基层组织，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就难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中形成合力。第四，效果评估偏弱。不少地方重视“建了多少摄像头、安装多少门禁、开展多少巡查”，却较少持续评估犯罪率、警情变化、居民安全感、隐私风险和维护成本。没有评估，就无法判断措施是否有效，也无法发现风险是否转移。

四、方法论建构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犯罪预防环境设计应从“设施导向”转向“法治化场景治理导向”。首先，应建立前端安全评估机制。城市更新、学校建设、交通枢纽和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在规划阶段即应分析动线、视线、照明、应急通道、公共活动和周边治安数据，使安全评估进入论证和验收程序。

其次，应确立比例原则下的技术使用规则。视频监控、智能门禁、人脸识别、车辆识别等措施必须坚持目的限定、最小必要、分类授权和留痕审计。普通社区管理不能随意扩大到刑事侦查用途，数据保存期限也应与风险等级和使用目的相匹配。只有把技术放进规则之内，安全治理才不会滑向无边界监控。

再次，应强化社区共同治理。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的有效性取决于居民是否愿意参与、是否相信规则、是否认为空间与自己有关。基层治理不能只依赖设备和检查表，而应通过居民议事、物业公开、社区巡访和重点区域共治，形成可持续参与。对于外来人口、租户、快递外卖人员等高频进入社区的群体，应以服务型管理替代排斥性管理。

最后，应推动多部门责任清单化和持续评估。公安、住建、城管、教育、民政、社区组织、物业和业委会应按职责分工协作。各主体之间应建立责任清单和信息反馈机制，避免“人人负责但无人负责”。评估指标应包括警情变化、群众安全感、设施维护、空间活力、个人信息保护和投诉救济。对于效果不明显、成本过高或权利影响过大的措施，应及时调整或停止。

结语

犯罪预防环境设计理论为我国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犯罪治理不能只在犯罪发生以后启动，也不能只依赖刑罚、警力和技术设备。真正有效的预防，应在空间设计、社区关系、日常维护、公共参与和法治规则之间形成稳定结构。我国既具有综合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制度基础，也面临城市空间复杂化、技术治理扩张和权利保护要求提高的新问题。未来我国犯罪预防环境设计应坚持三点：一是以法治明确预防权力边界，防止预防泛化；二是以场景评估提高治理精准性，防止形式化建设；三是以社区参与和持续反馈增强治理韧性，防止技术替代社会。只有这样，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才能从单纯空间改造方法，发展为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法治要求并能回应公众安全需求的现代犯罪预防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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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scar Newman.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M].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3] C. Ray Jeffery.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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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中央.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Z].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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